这里最重要的是，性已不是自然的属性或存在，而是具有社会内容的道德人性，具体表现为仁、义、忠、信等等。

如是而后无憾，如是而后安，是乃自然之极则。他们不像王夫之那样，从理论上进行全面系统地总结，也没有达到像王夫之那样的理论深度。

他对理学和心学两派，都表示不满，都进行了批判。宋儒以形气神识同为己之私，而理得于天。理义非他，可否之而当，是谓理义。[40] 他打着复古主义的旗号，谈的却是现实的理论问题。仁义礼智非他，心之明之所止也，知之极其量也。

博学之，则兵、农、钱、谷、水、火、工虞、天文、地理、无不学也。[18] 他根据孟子的食色天性也，惟圣人为能践其实，以及其恶者，非才之罪也等说法，批判了理学家把形而上之性和形而下之欲对立起来的理论，把性情欲统一起来，给情欲以合理的地位。那么什么是自然？在这个问题上，向秀接受了道家和王弼、嵇康等人的反目的论的思想，但是他否定自然是实有一物而能生万物的本体论思想。

[30]《庄子·齐物论注》。死则有臭腐、消灭，是所谓同。这一方面反映了魏晋时期思想解放的程度，因为《杨朱篇》的出现，就是这种解放的产物，它毫无伪饰地提倡肉体快乐。所谓名教、礼义、忠信、富贵、名利等等，都不过是名而已。

但是他的天理自然论，不仅以生理欲望和心理情感为天理，而且以社会情感和社会伦理为天理，则是无疑的，正是这一点形成了向秀思想的特点。而闭而默之，则与无智同，何贵于有智哉？有生则有情，称情则自然，得者绝而外之，则与无生同，何贵于有生哉？且夫嗜欲，好荣恶辱，好逸恶劳，皆生于自然。

首先应该指出的是，郭象也主张以自然为性，或人性自然，但是他对自然的解释却和王弼等人不同。由于它非常惧怕死亡的痛苦，从而也就否定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，它把追求一时之乐看作人的唯一本性。这里没有什么因果性、必然性，也不是王弼所说的本体论。其实，贵无派包括嵇康，并不是真正主张绝欲，不是一般地反对生理需要，而是反对追求名利富贵一类欲望或欲念，用自然反对人为。

在郭象看来，人的能力有大小，地位有贵贱，但只要各足其性，各适其性，都可以达到自由境界，无所谓大小高下之分。无心而不用知，便能得其自然之性而与万物冥合。但人和天地万物毕竟有彼我之分，内外之分。既有类族，则必有所偏。

空无之美不可称，但有形之故却是存在的，这个故就是理或至理、天理。于是，又出现了裴頠的崇有论，提倡儒家名教和经实之学，以人性有为反对自然无为。

耳之所欲者为音声，如不得听，就是阏聪。物无贵贱，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。

[39] 这就是说，事物存在于普遍联系中，任何一物，都有其存在的理由，换句话说，凡是存在的，都是合理的。但它走上另一个极端，认为情欲就是全部人性，就是人生的一切，从而导致纵欲主义。[5]《嵇康集》，第53页。如果超出性分之外，便是丧失了自性。事物的存在没有任何外部原因和条件，当然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就不存在了，每个事物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。所谓大者自足也，故秋毫无以累乎天地矣，所谓小者无余也，故天地无以过乎秋毫矣。

异于草木，不能避风雨、辞斧斤。这一点裴頠比向秀更加自觉，更加明确。

物无贵贱，得生一也，故善与不善付之公当耳，一无所求于人也。各然其所然，各可其所可，则理虽万殊而性同得，故曰道通为一也。

得全乎天者，自然无心，委顺至理也。但名教与自然二者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。

这虽然被说成是自然而然产生的，生而具有的，自在自为的，但实际上这种自然之理却又是在同其他人的关系中存在的，即是为他的。这同王弼以自然为无穷极的思想虽有相似之处，但这种境界就在个体的现实存在中。附：《列子·杨朱篇》 玄学后期（东晋），出现了《列子》及张湛《列子注》，但它并不代表先秦那个列子的思想，而是借列子之名，表达了东晋一部分士大夫的思想。此后，郭象以其独化自然说，把二者调和起来了。

……而世不知知之自知，因欲为知以知之，……故心神奔驰于内，耳目竭丧于外，处身不适而与物不冥矣。它所谓自我，不仅仅是生物学的感性存在，而且是一种感性意识，这就是人心，就是性情，也就是自然。

以情欲为人性，以肉体享受为人生最大快乐。如果说这是对人的自然的生理欲望的肯定，这当然没有错，但向秀的真正用意还不在此。

但这似乎很难兼得，实际上他已经从独化自性说后退了。身劳则神散，气竭则命终。

乐生逸身，这就是它所说的人性，也就是自然。不失自性而能自足其性，就能不失自我。分是决不能超越的，这是郭象自性说的根本观点。[14] 他和向秀一样，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然情欲和知性能力，这些都是人的自然禀受。

郭象所谓性分之内与性分之外，实际是主观同客观、自我同非我的关系，他把人性限定在主观自我的范围之内，不仅指人的潜能或才质，而且指自我意识或主观精神。玄学贵无派强调自然的超越而不看重情欲，玄学崇有派肯定了情欲但强调名教至理的作用，《杨朱篇》既不主张精神解放和个性自由，也不主张名教至理，它的基本思想是：心性即情欲，人生价值即肆情恣欲。

[50] 这是一种忘我忘知的天人合一境界。这里所谓性分，显然具有名分的意义，它是社会伦理关系内在化的结果。

[62] 而《杨朱篇》则恰恰相反，只要能享乐，就是一切，至于过度的享乐会带来什么后果，它是不问的。[48] 郭象承认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，天地变化日新，古今未必尽同，但是他否定有任何因果关系和必然性，他以其自然论否定了目的论，又以其独化论否定了决定论，因此在他看来，自然界和社会的变化不是人的知性所能把握的。